法官是怎么认定案件事实的？在事实达到何种可信度时法官才能作出裁判？为什么会出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裁判结果？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笔者今天想探讨一下证明标准的问题，即每个案件中都必须达到的，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通过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在法律上为真的一系列标准。

法官怎样认定案件事实

有的人认为，法官就是根据每一份证据，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逐步拼凑成一个案件事实。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所有的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都不可能在每一个环节都有证据证明，必然存在认知的空白，而填补这些空白主要依赖于法官的经验和证明规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

笔者原来在法院工作过十几年，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与其他法官的交流，发现了目前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路径：在形成裁判事实前，法官往往会先根据以往办理「同类案件的经验」——包括法律法规、指导案例、审判经验甚至社会经验——塑造一个预期的事实，然后再「寻找证据」来逐步确定或修正该预期事实。也就是说，法官在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之前已有「预判」，这是符合「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当人的大脑接收系统接收到感觉信息后，会将其作为短时记忆，与存储于记忆系统中的长时记忆发生反应，进而对接收到的信息作出处理。

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路径

由于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上述思维路径，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不同法官的既往经验存在差别，据此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就会出现差异。

为什么必须要有证明标准

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过于主观的问题，已经成为证明理性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不同的裁判者，基于自身所具备的知识、经验、能力、道德等标准形成不同的坐标尺度，这些坐标尺度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多维坐标系。

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不同认知

所以，需要具体可行的证明制度，来让大多数裁判者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作出裁判，不至于过于离谱。其中，证明标准就是证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从我国的法律规范来看，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无区别，同样都是「证据确实充分」，但无论是在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二者存在明显差距，刑事案件涉及到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故对于证明所能达到的标准要求更加严格。

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

有法律背景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1995年的「美国辛普森案」，不知道的朋友也没关系，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辛普森是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他因为涉嫌杀害前妻妮克及餐馆服务员戈德曼而被审判。检方指控辛普森预谋杀妻，作案动机是嫉妒心和占有欲。离婚之后，辛普森对妮克与年轻英俊的男人约会非常吃醋，一直希望复合，但希望日益渺茫。案发当天，在女儿的舞蹈表演会上妮克对辛普森非常冷淡，使他动了杀机。戈德曼属于误闯现场，偶然被杀。检方提交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后面搜获的黑色血手套，并且在手套上发现了两位被害人和辛普森的血迹。

然而，奇迹发生了。为了证实辛普森是凶手，检方决定让他在陪审团面前试戴那只沾有血迹的手套。在法庭上，辛普森先带上了为预防污损而准备的超薄型橡胶手套，然后试图戴上血手套。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辛普森折腾了很久却很难将手套戴上。辩方立刻指出这只手套太小，根本不可能属于辛普森。

辛普森当庭试戴手套

最终，辛普森在这一「世纪审判」中被陪审团宣告无罪。虽然陪审团12人当中给出的无罪理由并不完全一样，但该判决在法律上的含义是：由于检方的证明活动没有达到刑事案件的事实需要「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宣告辛普森无罪。换言之，虽然裁判者可能认为辛普森「极有可能」是杀人凶手，但他们心中对此还有怀疑，而且这种怀疑是一种在一般人看起来合理的怀疑，就只能宣告辛普森无罪。这就是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证明标准：高度可能性

辛普森避免了被刑事追究的结局，但是没有逃脱巨额的经济赔偿。在民事审判中，另一个陪审团基于同样的证据判决辛普森“有罪”，即认定辛普森对两名被害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并承担巨额赔偿。为什么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胜诉，却在民事诉讼中败诉，针对同一事实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为何会同时存在，是某一个案件判错了吗？

如果从客观真实的角度来看，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不同裁判结果，必然有一个是不符合客观真实的，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但是从法律真实的角度来看，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高，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相关证据虽然不能确信辛普森在90%概率以上是凶手，但是他是凶手的概率也在70%以上，所以刑事案件无法认定他有罪，但是民事案件却可以认定他需要对此负责。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辛普森是凶手的概率在70%至100%之间，这个事实在客观真相层面是模糊的，但在法律层面足以让裁判者作出确定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6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

通过上述规定，能够看出，在我国的民事案件中，一般情况下的证明标准介乎51%至90%之间，即「高度可能性」。仅针对特定事实（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或赠与）的认定，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认定，则达到「更有可能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