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钰婷

南通中院民一庭法官助理

（一）“过劳死”的性质。“过劳死”一词产生于日本，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加班问题突出，劳动者因工作致死的现象突出。过劳死指“因过度工作而致之死亡”。后来该词被立法援用，特指“因过重业务负担促发（职业性）心脑血管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或永久性劳动能力丧失，广义包括过劳自杀。我国法学界对“过劳死”的代表性观点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的规定，超时用工，导致劳动者过度劳累而死亡。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过劳死应当是指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超时、高强度工作，致使劳动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导致死亡的情况。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过劳死”的法律性质应当兼采工伤说和侵权说。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发生的“过劳死”因其可被纳入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对于非工作场所、非工作时间发生的“过劳死”则一般不在工伤赔偿的范围，但存在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可能性。

（二）“过劳死”侵权构成要件。当“过劳死”不能被认定为工伤时，死者的近亲属能否追究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需要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予以判断。在过错侵权责任认定中，存在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两种观点，前者将损害、因果关系、过错作为构成要件，但后者多了违法性要件。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表述中只有“过错”，没有“不法”或“违法”，所以我国立法未区分过错和违法性。实际上，无论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并无本质区别，三要件说并非认为违法性不重要，而是认为违法本身就是过错，所以无需另行评价。但从主客观因素分析，违法性（行为不法）是客观因素，而过错（故意或过失）是主观因素，两者区分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本文采四要件说。

（一）劳动者加班时间的法定性及举证责任。劳动者的休息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我国劳动法也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上限以及加班时间上限进行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条、第38条及第41条之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用人单位应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对于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延长工作时间的，须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须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且延长工作时间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过劳死”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用人单位存在违法用工的侵权行为是前提，违法用工行为既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又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权。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的认定，主要考虑用人单位是否违反了我国劳动法中对劳动者的保护性法律规定，安排劳动者超时、超强度工作。受害人在举证困难时，可以申请法院调取用人单位的考勤记录等证据，同时结合用人单位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证言加以判断。如用人单位拒不提供考勤记录，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自愿”加班不能作为用人单位的合法性抗辩理由。在此类案件中，用人单位往往会抗辩劳动者“自愿”加班，但对于劳动者“自愿”加班，应当探寻该行为的本质。一方面，劳动者“自愿”加班往往是因为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在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内无法完成或者用人单位通过工资、绩效等制度设计将加班列为劳动者收入的重要考评依据，此时劳动者并无充分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勤劳为公、敬业奉献的传统美德，社会推崇个人奋斗，企业宣扬“狼性”文化，在各种价值观的裹挟下，劳动者往往不自知地“自愿”加班。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是其所负有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安排是否违法并不以用人单位是否系强迫劳动者加班为前提。因此，在认定用人单位存在违法用工行为的问题上应当通过客观因素予以评判而不考虑劳动者是否自愿加班，只要存在劳动者长期超时、超强度工作的情况，就应当认定违背了我国劳动法的保护性规定，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侵权行为存在。

（三）在认定用人单位违法用工行为后，对用人单位的过错也应当予以认定。实践中，很难从用人单位的主观方面推测其过错，因此通常需要借助客观的具体行为来推定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用人单位对其用工行为违反劳动法的保护性规定应为明知，应当预见到违法用工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而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因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过劳死”具有间接故意的过错。

本案中，康皇公司虽辩称朱某丙作为小工的工作强度不大，公司的员工自愿选择是否加班，但该公司亦自认加班是根据厂里的进度来安排的，公司会在墙上公示需要加班的日期，且康皇公司的其他员工亦证实在朱某丙死亡前一个月内，公司的员工一直上班、全月无休，结合康皇公司提供的朱某丙考勤表，朱某丙7月总加班时长近130个小时，远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加班时长限制，康皇公司的用工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存在违法用工行为。康皇公司知晓朱某丙身体可能存在基础性疾病，仍然安排朱某丙在高温下长期超时加班工作，对朱某丙的生命健康权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相应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

因果关系理论可以分成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法规目的说三种。目前，通说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无此行为，虽必不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认为按照常识和社会生活经验，只要一般理性人认为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况下存在可能性，就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如何认定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则涉及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问题。

（一）因果关系认定中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的适用。该层因果关系主要解决侵权责任成立问题。现代社会发展导致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很难举证证明，为合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随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包括盖然举证说、事实推定说、证据优势说、举证责任转换以及疫学因果关系说等很多新的举证方法。目前，虽用工单位违法用工行为存在隐蔽性和复杂性，但“过劳死” 侵权仍属于一般侵权，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规定，因此对用工行为与“过劳死”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仍然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在因果关系相当性上应采用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明确了诉讼证明活动中，本证证明活动旨在使裁判者对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可能性的程度，而反证的证明活动只要达到使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是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做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

（二）本案责任成立因果关系高度可能性的认定。朱某甲、朱某乙已经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证明以及死因鉴定文书、朱某丙个人手写的加班时长记录，事故证明对朱某丙下班出厂门到其摔倒的经过予以了记录，鉴定文书载明朱某丙死于冠心病急性发作，其生前工作劳累等情况可以是冠心病急性发作的诱因，至此朱某甲、朱某乙已经完成了本证的初步举证，结合事发前半个月的气温、朱某丙事发前一个月的工作时长，应当可以认定康皇公司的违法用工行为显著增加了朱某丙冠心病急性发作的风险。同时，康皇公司既无证据证明朱某当晚冠心病的发作系因其他原因导致，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事发当晚存在更加可能实际导致朱某丙冠心病急性发作的其他原因，故从现有证据情况看，康皇公司在用工中的相关违法行为与朱某丙因冠心病急性发作致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二审法院对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予以认定，最终支持朱某甲、朱某乙部分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但一、二审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原因主要在于一、二审对因果关系证明标准的把握和认识。一审对因果关系要求的证明标准是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因此认定朱某甲、朱某乙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康皇公司构成侵权从而驳回朱某甲、朱某乙的诉讼请求；而二审对朱某甲、朱某乙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上则采用高度可能性，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康皇公司在用工中的相关违法行为与朱某丙因冠心病急性发作致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从而部分支持了朱某甲、朱某乙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裁判对证明标准的不同认定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个发展过程，也反映出民事诉讼从追求客观真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理念转变。本案较之司法实践中以往对“过劳死”的因果关系认定依据更充分的一点在于，朱某丙在死后由公安机关进行了尸检并出具了物证鉴定报告，认定了朱某丙生前过度劳累可以是冠心病急性发作的诱因，加强了朱某丙“过劳死”与康皇公司违法用工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的充分性。

（三）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中原因力比例认定。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解决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问题，即控制责任范围。认定责任范围，应当综合考察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的事实关联等多种因素，通过个案价值判断进行合理平衡。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认定后，需要根据各自原因力大小，认定责任比例。

“过劳死”的损害后果系多因一果，过度劳累仅仅是其发生的诱因，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及心理素质、个人生活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与之息息相关。如前所述，“过劳死”损害结果的发生虽然与用人单位违规用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但“过劳死”的劳动者自身内在疾病往往才是死亡后果发生的根本原因。劳动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更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所了解，并认识到过度加班行为对自身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但劳动者仍然选择服从单位安排进行工作，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本案中，朱某丙的自身疾病和超长时间加班是造成其死亡的共同原因，朱某丙在体检后知晓自身患有基础疾病而仍长期在高温环境长时间加班，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因此法院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因果关系参与度等情况，酌情认定康皇公司对朱某丙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